现年64岁的熊荣生来自马六甲郊区，父母是洗衣工，家有一个妹妹。他自小患上小儿麻痹症，双脚残障，7岁那年，他臀部生了红点，母亲发现后直接带他搭巴士，从马六甲来到双溪毛糯麻疯病院就医。这一来，就是一辈子的事了。

他初来报到时住在儿童楼，大约一年后搬去东院的86楼。入院没多久，他就在院内的特拉维斯学校上一年级。院方替他配制了一双义肢，方便他在院区行走。

当时院内有个职业治疗法部（Occupational Therapy Department）的课室，提供各类设备让病患学习打字、裁缝、做手工等，以恢复或维持病人手脚的灵活度，上中学时熊荣生总是逃课一小时去这间课室，看指南书自学打字。

至于何以会选择学习打字，而不是其他，他说：“根本我都没有得选择嘛，是吗？只好看我的运气囖。”

虽然他双脚残障，但十指健全，职业治疗法负责人鼓励他考个打字文凭，往文员的方向发展，并告诉他，如果他考获文凭，日后如果有相关工作机会，他中选的机会就会比较高。熊荣生听后，写信去报馆的信箱栏位询问考试详情，报馆给了他CYMA学院的地址，他就托朋友载他去考初级打字文凭，过关后再去考了个中级文凭回来。

从前大会堂楼上有间戏院，每星期放映两部电影，在电影放映前，管理层总会先作出重要宣布。19岁的熊荣生考完马来西亚教育文凭（MCE）之后无所事事，在戏院听到院方宣布聘请打字员（Typist）的消息，就马上提出申请。申请者除了要经过面试，还要考打字，在一众申请者当中，一分钟能打80个字的他成功脱颖而出，当上了院民主管办公室的打字员。

1974年8月1日是他第一天上班的日子，至今他还清楚记得。从那天开始他就每天到行政楼注册部（Admission Room）上班，协助他的上司院民主管（Inmate Lay Superintendent）莫达（Mokhtar Bin Haji Karim）打信、准备工作津贴单、记录病人进出院记录和婴儿出生记录、处理院民投诉、协助院长审理案件等等。

行政楼注册部现已被改装为资料馆（Information Gallery）。他说，以前注册部共有三间办公室，一是院长的临时办公室，另两间分别是院民主管（Inmate Lay Superintendent）和保安主管（Security Steward）的办公室。

从前，院长（Medical Superintendent）每天早上都会到他的临时办公室，了解重大事故和审理案件，院民主管和保安主管都得积极配合。

熊荣生回忆道：“每天早上8点钟院长一定会到。那时候有很多事情，有打架呀种种问题啦，院长一早都会在办公室召见病人。我们这边有本地的警察嘛，比如说有人打架呀或有什么事情呀，我们的办公室就会叫来警察去找某某人来，一个被告和原告，两个都一定要在那边，院长要去处理。”

对院民工作了如指掌的他说：“保安主管的工作就是管理所有病人的mata-mata（警察），如果有病人打架什么的，他就要去调查，然后隔天早上就叫病人过来见院长。那时我们有一队救火队，也是病人警察组成的，一个月有一次的排练。”

熊荣生的工作时间是8点到12点、2点到4点。他说，以前每天下午三四点时，西院、中院和东院的主管（Section Steward）都会集中在他的办公室，报告和讨论院民议题和解决方案。通常他们报告的事项是哪些病人康复了从病楼（Decrepit Ward）搬进屋仔（Chalet）或从屋仔要申请入院治疗等等。

为了掌握病人的去留和准确计算每日伙食，这么多年来注册部都有记录下病人的进出记录。这本记录簿是院方的入院记录（Record of Admission）以外的第二份记录，自从行政楼改换用途后，没了办公室的熊荣生就把它搬回自己的家。

熊荣生说：“我们这个second record（第二记录）没有那么多的资料，每个病人进来时都是住在西院，西院有记录很多东西，我这边的记录是从西院呈过来的，内容是病人的名、年龄、性别、身份证号码、地址、近亲、入院日期，最重要的呢，每个病人进来都有一个注册编号。”

延续前人的作法，熊荣生用红色和蓝色区分病人的注册编号，红色表示曾经入院，若是曾经“割牌”（discharge）出去再回来，他就会用红色填写，第一次来的则用蓝色填写，一旦病人去世，他就会画线割掉死者的名字。由此细节可见，院民的记录做得井然有序，条理分明。

据他说，以前每天早上西院的主管（West Section Steward）都会在纸条上写有谁进医院或出院，然后把纸条传给中院主管，由他再填写中院的情况，接着传给东院主管，最后传给注册部作总结。

“这跟伙食有连带的关系，contractor拿伙食来是根据人数，Section Steward的其中一个工作是掌握病人的数目，才知道一天要给多少的米呀，糖呀，菜呀。”

自从莫达去世后，院方就没再填补院民主管的空缺，因此熊荣生就领着打字员百多两百元的工作津贴，执行院民主管的职务至今。现在熊荣生仍每天早上7点召见工人，听他们汇报院内最新概况，以掌握院区人数、处理水电和房子漏水等投诉，每个月还得打印院民员工的工作津贴单及派发工作津贴。

另一本熊荣生保存的记录是病人子女出生记录薄，上面记录了孩子名字、性别、父母名字、出生日期和时间和孩子的去向，如让人领养或寄养在亲戚家。近年寻亲的院民后代就凭着他保存了42年的记录簿，得以确认自己的身世。

这本记录簿记载的第一个在麻疯病院出生的婴儿是在1945年12月9日诞生，最后一个则是1982年10月28日。这37年来共有1147名婴儿在麻疯病院出生。

通过他的协助，晚近有三个麻疯病患后代得以获知他们的身世。每次带寻根的后代去大楼，他都感触万分。熊荣生说：“有好几位曾经找到他们的后代，但是有些呢就运气没有那么好，他们的父母亲已经离开人间了。”

2009年的某一天，熊荣生从报章上看到，一名马来妇女诺莱尼（Noraeni Mohammed）找张天赐协助，寻找她的亲生父母，于是他就打了电话去张天赐办公室留话，如果他们要获得详情，可到双溪毛糯麻疯病院找他查看记录，但却没有任何回音。

“后来就通过记者来到这边，我们帮忙她找到坟墓，尤其是陈彦妮呀，她帮了很大的忙呀！”他说。

陈彦妮当时是电视台记者，过去十年一直协助院民后代寻根及撰写院民的故事，目前是麻疯病院参议员，她和诺莱尼后来合著了一本书——《在坟前相逢》，讲述诺莱尼寻亲的故事。

随着院民凋零，熊荣生已是最后一个记录保管人（record keeper）。由于岁月的洗礼，上述两本记录簿已经脱皮脱骨，字迹斑驳。

在家中受访时，熊荣生坐在自制的四轮滑板上，在家里，这个滑板就是他的脚，他只需用双手在地上撑一下，就能灵活地在家中滑行。随着年纪渐长，他已十多年没穿义肢。他说，人老了，穿义肢行走总会心生恐惧，担心下一步会摔倒。出了家门，他的改装摩哆就是他唯一的代步工具，因此他出外用餐，都选择可以直接把摩哆开进去的茶餐室。

他在1970年就有了第一辆摩哆，算来那一年他才18岁。血气方刚的他曾有过疯狂的青葱岁月，1980年代，他和朋友们在报上读到槟威大桥建竣，三个年轻人不知哪来的勇气，竟约了一天骑摩哆北上寻找槟威大桥，可是骑了340多公里抵达目的地之后，他们才发现大桥尚未建竣。

然而，这次的失望并没有击沉他们的志气，回来之后，他们筹划再度出征，第二次抵达槟城，终于驶上巍巍的槟威大桥，飞跃槟城海峡。

很难想象，晚年安份守己的熊荣生年轻时曾有过如此疯狂的“创举”。熊荣生能操英语，工作出色且富有责任心，他有没有想过，如果自己没有患上麻疯病，人生会是如何？

“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是我没有病，或者我没有机会求学，因为家里穷嘛，又得了小儿麻痹症，要去上学的话，没有那么方便啦。”

他的答复出乎我们预料。希望之谷果然是个带给人希望的所在，至少，熊荣生就是在这里找到了希望，活出了自信自强的人生。

口述：熊荣生

采访：陈慧思、黄子珊

撰稿：陈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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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员守住重要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