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斗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生命充满感恩之情。（钟向希 摄）
鞠躬尽瘁的清洁工
炎热的午后，当屋内一股股热气袭来，用过午餐后的林斗总会光着上身，坐在秋千上纳凉。
每次去找他，我总爱走到他的面前跟他微笑。他看着我，不过几秒钟的时间，一定会记得我是谁， “陈小姐！今天那么得空呀？你又来啦！”
2006年，我跟我的合作伙伴黄义忠第一次进入希望之谷拍摄《永远的希望之谷》（The Everlasting Valley of Hope）纪录片时，林斗和太太林亚娥是我们最常接触的院民。为了记录当时东院屋仔被推倒以及院民被迫搬迁的全过程，我们经常在林斗位于东院的旧家出入，他们夫妻俩热情好客，给我们泡来热饮，煎蛋请我们吃，还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生命经历。
林斗诞生于1922年，怡保人，祖籍广东。 个子高大的他年轻时长得俊朗，出生于一个大家庭。他共有九个兄弟姐妹，上有六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在家排行第八。林斗20多岁就开始出外工作，那时候他在姐夫经营的巴士公司当巴士司机。可是，工作几年之后，他的身体就出现麻疯病症状了。
“那时候脸上开始出现红斑，驾着巴士时手脚开始麻痹。看了医生，我才知道我患的是麻疯病！卫生官叫我一定要辞职去吉隆坡治疗了。那时候我是乘坐卫生官的大型罗里下来吉隆坡治疗的。一路上，卫生部官员还去怡保、太平及其他地方载其他病患，跟我同车的有八个麻疯病人，去吉隆坡途中我的心情非常的复杂。”
看着其他陌生的病人，自己是当中最年轻的，因为不曾去过吉隆坡，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如何，林斗内心无名的恐惧顿然升起。
“我的父母不舍得我被载走也没有办法，心情很难形容！那时候家里很穷，住在农村里。我离家时父母也很老了，我爸爸那时70多岁了，我妈60多岁，实在没有办法照顾我。我又放心不下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老了我才得病，不知道双溪毛糯的情况如何，听说被关进去后就永远出不来了，死就死在里面了！有人还说，进去里面像坐牢一样的，把我们丢进去排排睡地板的，心里很怕！”
来吉隆坡途中的分分秒秒是折磨人的，种种不实的传说在他脑子里盘旋，内心的恐惧犹如瞬间肆虐的庞然大兽，在他胸口不断撑大。罗里驶过不平路不停颠簸，他和其他病人似乎一层层坠入更深的黑暗之中。大家不多言，各怀心事，渐渐寂静、消沉下去。
林斗年轻时的留影。（照片由林斗提供）
“还好来到这里看到洋人医生和护士，还有一张张床位，床上还有被单，我才比较安心，不再害怕了！我那时候人很弱，手脚麻痹，手筋很痛！” 林斗属于少菌型麻疯患者，这类患者初期症状表现为一块或数块皮肤表面干燥，边界清楚，有不痒的红斑或斑块。
他回忆说，1940年末，双溪毛糯有2000多个病人，每一间病楼都住满了麻疯病人，一间病楼可容纳20多、30个病人！”入院那一年，他27岁。在这个远离尘世的山谷间，他慢慢走向康复之路。
“我一进来住31号病楼，住了半年才出院。早年医疗还不是很进步，虽然我肿大而疼痛的筋脉收缩了，但是我的手脚却变得僵硬了，歪曲了，终生残废了！”出院后，院方安排他住在东院区180号八人共住的屋仔里。林斗说，刚入院时，他的大哥很久很久才寄钱给我，一次寄来十块钱。
“那时候皇家（政府）每个月都会派柴派米给我们。那个柴叫‘红木烧炭柴或Kajang柴’，我们还要自己破柴，一块28寸长的柴要用斧头破成四块。然后自己称，一人分得25斤的柴。之后每个人各自担回山上的屋仔去，自己烧柴自己煮食。我为了赚一点零用钱，于是帮人家破柴，一次赚5分钱。我也帮人家担柴，一趟一角钱，担到人家家里的炉灶旁，担柴给四个家庭就赚四角钱，担柴上山很吃力很辛苦的！赚到一点钱我就去杂货店买一角钱的江鱼仔来配饭吃。”
林斗和他自制的清沟渠铲子。（陈彦妮 摄）
1962年，林斗开始在院内当杂工，做些扫街、倒垃圾、烧垃圾的工作。他说做了9年之后，他才换去当洗厕所工人，一洗就洗了41年。
“开始做杂工要扛垃圾，很重很辛苦，一天才赚一块钱而已。后来有一个洗厕所工人割牌了，有空缺了，我就去申请当洗厕所工人，终于给我拿到了这份比较轻松的工作。”
他说，当年，清洗厕所的工具还是林斗自己出资购买的，因为政府提供的刷子都是劣等货。
“政府有给我们一个长杆椰骨扫帚，水喉，还有一个水桶。以前全部的粪桶都是蹲式的，政府提供的椰骨扫只适合洗水沟，清洗粪桶就不方便，因为进不到马桶里，刷不干净。所以我自己制造清洗厕所的工具。我去杂货店买一个三块钱用来刷地板的短刷，然后将它钉在一条木棍上，将它改造成一个洗厕所的工具。为了让那接口更紧，我塞了一小块布进去刷子中央的洞里，再把圆形木棍钻进去。另外，我也将空的油桶改制成扫水沟的畚箕。自己做的工具比较坚固耐用，也比较实际！”
林斗每天凌晨六点就去医院报到，开始洗五栋病楼的的厕所。院内共有五个洗厕所工人，每个人负责清理不同的病楼的厕所。
“我每天6点多去洗30, 32,33,34 和35号病楼的厕所。我们这些洗厕所工人工作没有限制时间的，一天大概工作三四个小时，总之你洗到干净了就收工回家，洗不干净还会被病人投诉。因为护士长每天会来检查，看看所有的员工做得怎么样，洗不干净会被叫去训话的。洗了厕所也要洗大水沟，把水沟里的垃圾全部扫出来，然后把垃圾倒进河里送水流，那时我们的河里还有很多塘虱（鲶鱼）。”
一般人对清洁工作的印象是吃力辛苦和肮脏，认为脑子劳动的人比较高贵，体力劳动比较低贱。林斗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清洁工虽然辛苦，开心又一日，不开心又一日，不要理人家怎么看你，或觉得我们是垃圾佬洗厕所的，如果没有我们岂不是更肮脏，厕所不是更污糟？” 所以他不以自己的工作而觉得低人一等，凭着勤劳踏实肯做和不怕辛苦的精神，服从院方的安排，工作起来认真负责，从来不斤斤计较。
林斗和他的妻子林亚娥。（照片由林斗提供）
1965年，林斗结婚了，娶了林亚娥为妻。他跟太太也开始种一些花来卖。早年他们位于东院的小屋周围曾种有上千棵的观音竹。有了额外的收入，夫妻俩生活也越来越舒适。
“婚后我太太不幸患上子宫癌，切除了子宫，无法生育，所以我们无子女。”
1960年代，林斗突然想回家看看家人，于是请了邻居载他回怡保去探望家人，谁知道家人竟然叫他们在路口的茶餐室等候，草草应酬他，连家门也不让他踩进去。
“很多人还不懂麻疯病是什么，那时候我们的名声很坏，家人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我们也不想让家人难过。” 他幽幽地说，回到家乡才发现当年他所认识的人都不在了，很多朋友也都找不到了。在叹息久客伤老之余，也不免发出人事无常的慨叹来。
1996 年，院方将院内的清洁工作承包给外面的清洁承包公司包办，于是林斗就无需洗厕所了，院方于是安排他去病楼照顾几个患有精神病的院民。
“我被派去西院35号楼‘傻仔楼’工作，专门照顾精神病患。我帮他们冲凉，每天叫他们在厕所蹲着，我用水冲他们的身体，帮他们洗身体，用面巾帮他们抹身，再喂他们吃饭。”
2003年，81岁高龄的林斗觉得自己也老了，手脚没那么灵活了，于是便去见医药总监申请退休。
“医生开始时有建议我去厨房帮忙洗菜，我给医生看看我的双手，手脚都不好，顾自己都有问题了，我跟他说我真想不做了。” 医生于是同意让他退休，并安排那几个精神病患搬到82号病楼去，由全职的护士代为照顾。
林斗用放大镜阅报。（陈彦妮 摄）
当林斗高兴地拿着医生批准他退休的信去病楼给负责的护士长时, 护士长也为他高兴，“您也老了，不然您自己不小心跌倒了更惨！”退休后，林斗每月照领136令吉的工作津贴。
林斗回忆说，从前政府每年还会叫外面的裁缝师进来给所有工人量身定做工作服，每年为每一个病患员工免费提供两套制服。
“我们这些做粗工的人有分得两套棕黄色的衣裤。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政府每年只给我们两匹布而已，要我们自己找人裁剪。后来我通过一些慈善组织把政府给我的布全捐给柬埔寨的难民，只穿着旧制服，穿到烂了我才丢。”
2007年，政府发展东院区，林斗夫妇的小屋被拆毁，以让路玛拉工艺大学建筑医学院大楼。林斗夫妇和其他38户受影响的家庭也跟院方展开抗争，不愿搬迁。但是最后政府的计划势在必行，卫生部官员对他们做出些许赔偿后，他们唯有集体迫迁到中院区。2008年，妻子因为心脏病爆发而病逝，这些年来，林斗一个人独居在中院区。虽然已经90多岁了，他记性还很好，每回见到我，他总会自然地在脑子里搜索另一个伙伴的记忆。
夫妇俩与陈彦妮在2008年留影。（黄义忠 摄）
“陈小姐，还是那么瘦？为什么黄生没有跟你一起来？” 他对我们的关怀也来得直接而真诚。我们俩常常坐在秋千上追忆往事。
2015年7月，林斗突然莫名晕倒送院治疗, 没多久就过世了。在他过世的几个月前的某个午后，我跟林斗坐在秋千上聊天，他突然跟我说，“我90多岁了， 最近身体很差。 年尾你来，可能就看不到我了。”
“你要去哪里呢？”我问。
“我去找我太太，她2008年9月30日过世。她离开这样久，我再不去找她，她可能就认不得我了。所以年尾你来，你可能看不到我了。”
我当时祝林斗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没想到年尾就真的看不到他了。他终于回到天国与太太再次相遇。
清明时节，林斗到妻子坟前扫墓。（黄义忠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