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工情定十字路口
半个世纪前，蔡英因罹患麻疯病被迫离开夫婿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后来，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她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春。
1939年出世的蔡英25岁那年在父母的安排下，跟一个比她大一年的男子结婚。两人没有感情基础，婚后未久丈夫就有了外遇，丈夫还把小妾带回家中一同生活。蔡英生下大儿子三个月后就患上麻疯病，身体浮现红红的色块，还时常发冷发热。
蔡英是个说话直肠直肚，非常真性情的女人。（陆奕萌 摄）
第一次去政府医院问诊，医生就告诉她如果病情没有好转，就得送她去双溪毛糯麻疯病院。她知道后非常痛心，不敢再去看医生，直到三年后病情越来越严重，双脚肿大，她才下定决心进院。那时她已生了两个儿子。
赴医院之前她回了娘家一趟，告诉家人“我去双溪毛糯，可能现在去了就没回来了”，父亲和姐姐分别塞给她两块多钱，让她带在身边。去新古毛政府医院那一天，她只带了两三件衣服和九块多钱。当天医生就直接安排警车把她载到希望之谷。
“我这样进来，丈夫也没说什么，什么都没讲，就这样警车载我来，从今以后我就没出去过。我老爸过世那时我回去一次而已。”
“若说不伤心是假的，你离开家里一定会伤心的。那时很凄凉，来到没一分钱，又做不了工，一味睡觉。”她说。
但想到终于离开了残缺变形的家，她又说：“我们这里反而自由自在，更轻松，我眼不见为净，没看到就什么事都没有。”
住进病楼定时吃药一个月后，蔡英的脚就消肿了，但身体偶尔还是发冷发热。她的病状并没有外显，肢体完好，外表就跟常人无异。蔡英身体好些后，医生说她已可出院，但她一口拒绝。
“我说不要。我出去做什么？我老公又娶了别人。他娶了小妾，我出去做什么？”
为了赚钱重展新生活，她见病情好转就开始工作。原是胶工的她起初在附近的橡胶园割胶，有时午夜12点就开始割，割完见天还未亮就躺在地上睡觉，天亮时就开始收胶，过后自己用扁担抬到烟房去烟干，干了就卖给收胶的人。放工回家后，她还得种香蕉、拾柴、喂猪、煮猪食。
割了两三个月后，她见割胶收入不定，下雨天无法工作，就换工在附近麻疯救济会（MaLRA）的油棕园当锄草工人，每天早上7点工作到下午1点，尽管一天收入只有块半钱，但那毕竟是稳定的收入。
快人快语的她说：“你不做没办法，你不做连一块半都没有。我爸爸妈妈又穷，怎么寄来给我呢？”
她印象中那时有20多个人在油棕园工作，锄草工人和抬水工人参半，抬水工人还得负责喷射农药，大多数是由男子担当。
后来，她向行政处报名应征“皇家工”（政府工），首选是洗衣工，但却被编派去倒垃圾，每月津贴有136块钱。她说：“做这些就这些，什么我都可以啦我说，但求有工做就可以了。”
为了这份工，她花几十块钱买了一架脚车。每天清晨6点半出门前，她就会先就把收垃圾的大桶绑在脚车后座，然后载着这个大桶到病楼准备开工。坐在屋前的秋千上受访的她指着屋边说，“就是那个了。我留下来作纪念的。”屋边的大桶足有半个人高，可想而知载着满桶垃圾骑脚车并非易事。
去到病楼之后，她就得一间间病房去收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多少个垃圾桶有规定的。我好像倒11个，一天。倒完了就载去垃圾炉。那里之前有个垃圾炉，专门烧垃圾的。以前全部拿去那里倒了，倒了然后，然后他有派那些kepala（病楼助理）去那里烧的，你不烧一大堆不是臭死吗？”
蔡英在她的屋仔前种些花花草草。（陆奕萌 摄）
她说，有时垃圾多时她得来回跑两三趟才载得完所有垃圾。问她垃圾臭吗，她直说：“那不用说一定是臭的，难道还有香的吗？说了是垃圾桶难道还有香的吗？没办法，为了生活。好像有一次那些人丢那些死鸡下去，就有生虫。不知是死鸡还是死猫。有什么办法？鬼叫我们穷啊，硬着头皮上啊！
她工作很勤快，效率很高，通常6点多去，7点多就倒完垃圾了。放工后她还会去麻疯救济会设立的养鸡场（现已发展成马拉大学医学院）栽种景观植物，过后再把花花草草载回位于东院的屋仔摆卖。
每个星期四倒完垃圾后她得打扫参议会礼堂前的十字路口，清理路上的落叶。这是她命运的十字路口，在那里，她遇见了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他亦是负责倒屋仔区垃圾的工人，同样每个星期四都得到这个路口值班清扫落叶。两人日久生情，渐渐走到了一起。
蔡英回忆起从前与先夫旅游度假的甜美时光。（陆奕萌 摄）
他俩结婚后互相扶持，渡过平静而美好的婚姻生活。2014年12月，丈夫生病两天后就突然逝世，遗下蔡英孤单一人。失了老伴的蔡英总说自己一生从未快乐过，而且不愿再提起婚姻生活。“不讲了，讲了会伤心。”她说。
“但是我这个老公对我蛮好的，但我都不会开心。我自己不明白，不知道要求些什么。有时想想为什么别人不会，为什么我那么倒霉？会得到这种病？有时会想，不是每次。有时会想，有时不会。”她转念又说：“我进来后欢喜多了，很多人嘛！啊都有很多人啊，也不是只有我一个。”
“现在自己一个很孤独。因为太过寂寞了，这里。你看都没人了。要找个人聊天都没有。我得空就在这里坐着。我很少去找朋友的。”丈夫逝世后，蔡英没看电视时总是坐在屋前的秋千上，晃呀晃呀地过日子。
蔡英当了倒垃圾工人数十年，1996年院区的清洁工作外包给私营公司后她才正式退休，那时她已60多岁。
她和丈夫婚后原是住在东院的结婚楼，但在2007年东院屋仔区被摧毁后，他们被迫搬到中院，搬过来后他们的卖花生意即一落千丈。但那些年的辛劳总算有收成，蔡英还能存到钱跟十几个院内好友一起随团去美国和日本旅行。一谈起早年这段旅程她就精神为之一振。“在纽约那里很好玩啊！”她说。
她和第二任丈夫膝下无子。她怎么都没想到，这一生还能跟儿子相认。当年她离家时两个儿子分别才3岁和9个月大。大儿子15岁那年，他的继母突然带他来看她，那时蔡英还未再婚。
相隔12年再见到儿子，她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是“又欢喜又想哭”。“没想到他会来找我。我原本有两个，一个18岁就死了。”
她儿子从来没说怎么会想找回她，她也从来没问。儿子婚后搬到邻近院区的士拉央居住，生了大女儿后带了女儿再去找她，把断了的亲情再度连接起来。自从蔡英的丈夫去世后，儿子天天打包盒饭过去给她吃，非常孝顺她。时光荏苒，蔡英的儿子现年已59岁，孙女都已30多岁了。
自从离家后蔡英一直都没回去过，直到父亲过世时她才回家奔丧，近年外界对麻疯病的认知有了很大的改善，蔡英没再顾忌他人的眼光，经常回家探望妹妹，重拾遗落的亲情。
蔡英给观音菩萨和弥勒佛献香。（陆奕萌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