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楼里的杂货摊老板
87岁的罗石山在病楼里开了个小小杂货档，当起小老板来。他利用床边大约30平方尺的角头间摆卖零食、快熟面、洗衣粉等日用品，供“邻居”（留院者）选购。访问期间，对面病床的老伯两度坐着轮椅过来买东西，买了就自行拉开抽屉付款及找零钱，无需手指残缺的罗石山费心。
罗石山身后就是他的迷你杂货店。（陆奕萌 摄）
他坐在轮椅上，裤头上插着一根螺丝钻，我猜想那是他的开罐器，后来窥见他用残缺的拇指夹着螺丝钻，挖起药膏涂在左手掌上，再把药涂到溃烂的左脚上，才知道这把螺丝钻是他敷药的工具。尽管身体残缺，可他每天都坚持自己涂药，不劳护士协助。
麻疯病在他身上留下极大的印记，他右脚截肢、右眼已盲、塌鼻、手掌几乎只剩肉椿，可他豁达知命，在病楼里过着知足的生活。访问那天他精神爽利，声音洪亮，一打开话匣子就口若悬河地畅谈前尘往事。
1929年出生的罗石山来自吉打州，小时候身上长了牛皮癣，后来蔓延到耳朵，去亚罗士打中央医院问诊后就即刻被扣留，由救护车送往双溪大年医院，过后再被送到大山脚，与其他病患乘坐夜班火车赴吉隆坡。他还记得住进来那年是1939年，住在89号病楼。
罗石山每天都自行敷药。（陆奕萌 摄）
他进院之后原本有上学，但两年后即爆发战争，被迫停学。短暂的念书生涯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院内常有魔术和武术表演，虽然70余年已过去，他还能眉飞色舞地记述演出细节。
1941年日军侵袭马来亚时，院内食物短缺，病人过着贫困交迫、担惊受怕的生活。他追忆，当时警报一响，他们就得躲进森林，有时吃饭时警报响起，他们就捧着饭碗跑到茅草丛里躲着吃。
1945年日本投降，次年英国人重返马来亚。在1948年，罗石山搬到较靠近家乡的木寇山麻疯病院（Pulau Jerejak）。他说，那时曾想回家，但因病情发作而作罢。
“想得到，做唔到，”他叹道。他依稀记得，在木寇山时母亲曾来看他一两次。罗石山的父母有八个子女，他是长子，除了他，三个弟妹亦罹患麻疯病，在日军投降后住进希望之谷，但那时他已人在木寇山。
罗石山在这个临近槟岛的小岛替人养鸡。在这里他还学会了开摩哆船，载“好人”出海捕鱼，一个月的工资才六块钱。他亦曾用摩哆船帮人运载岛上的木材出去卖，载一把5分，一百把就有5块钱。
在木寇山最令他回味的是夜晚划船去槟岛看戏的时光。他说，病友们有时会划船半小时到对岸的槟岛看12点的半夜场，他们有钱，买的是六角钱的戏票，坐最后一排最贵的位子，“好人”则大多数买四角钱的戏票，坐前面的位子。看完戏后，他们总会打包个伊府面回院。
一开始我们还以为罗石山口中的“好人”就是一般意义的好人，听下去之后才知道“好人”的意思是没罹患麻疯病的人。他们用这样的俗语将自己与健康者区分开来，听起来真叫人心疼。
1969年，木寇山麻疯病院改换为重刑犯改造中心，所有的病人都集体搬迁到希望之谷，罗石山再次回到这里。他还记得大迁移那天，三四百名院民乘坐的救护车直接开上渡轮，抵达北海后再驶往火车站，让院民乘搭夜班车赴隆。
回到希望之谷之初，他砍竹蔗、种木薯，让“好人”载到外面去卖。1970年代，他当上了病楼助手（Ward Attendant），负责病楼里的大小事务。一开始他的工资一天是4.75块钱，退休时月领144.75块。
他说，他的工作包括派热水给病人、扫地、派茶、派饭，晚上睡前还要替病患下蚊帐，早上就再把蚊帐卷起来，床单和枕头套则是每个星期换一次。若是病人在床上拉撒，他还得先把床单冲洗干净才交给洗衣工。若是病人行动不便，他会帮他们清洗碗碟。要是有大人物如卫生部长造访，病楼助手们须彻底清洗整栋病楼，连门和沟渠都要抹洗得干干净净。
罗石山喜欢用剩饭喂鸽子。（陆奕萌 摄）
那时病楼的工作分成三班，上早班的话，他清晨六点就得把水烧开，然后逐一到病床旁倒热水进病人的热水壶，他特别记得在女人楼上班时，他得烧更多热水，因为除了热水壶之外，女病人还会要求他把热水倒进大杯子里。
2007年，罗石山的右脚严重溃烂，他听医生说，若是留着就会“毒攻心”而死，但是次年中国将举行奥运会，想到自己要是死了就无法观赏奥运节目了，于是他硬下心要求医生截肢。
他眯起眼笑着用广东话说，“我要看Olympic，有瘾啊，周身瘾，你系唔切咗佢，咪冇本事囖（我要看奥林匹克，有瘾呀，浑身是瘾，要是我不切了它，就没本事看奥运会了）。”
在截肢之前，罗石山喜欢到处走走，早年他每年总会乘坐参议会的巴士去旅行，曾到过马六甲、波德申和摩力（Morib）。如今他只能守着他的小小杂货档，那是病人一个个离世后流传下来的档口，他说，以前病楼里有四五个档口，档主包括印度人和马来人，现在病楼里就只剩他一个人摆档做生意了。
罗石山说，如果他能行走，他多想到外面去看看世界。（陆奕萌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