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修行的独居老师
退休老师克里斯南（Krishnan Murugan）独居在中院的小屋里，我们到访他家时，他正煮着素菜咖哩，不良于行的他坐在门边的躺椅上，守着翻滚的小锅。
回想起教书生涯，克里斯南异常兴奋。（陆奕萌 摄）
他在1924年出生于印度，婴儿时期随父母从印度来到马来亚，定居在马六甲。克里斯南是家中长子，父亲是收垃圾公务员，他底下还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小弟。上小学时他的身体出现皮癣和色斑，他和家人都没疑到麻疯上头，直到他患处发肿，家人才怀疑他罹患麻疯病。
但当时是日治时期，人民生活艰苦，他说，家人无法做些什么，只好将他送到河边一间小屋里，每日给他送饭菜。1948年，当地的一名英殖民地政府官员获得消息后，就把他押到希望之谷。起初他父亲还以为他被送到偏远小岛，所以没有来看他，后来知道他被送来这里后，曾来探望他一两次，每次都泪流满脸。
在战乱时期成长的克里斯南只念到三年级就被迫停学，来到希望之谷之后他继续念小学。由于学校规定病患18岁过后就得停学，因此他只念到四年级。但由于当时院内大多数是文盲，识字的他毕业后就被委派在院内的特拉维斯学校教书。
他说，当时只有13个教师，包括一名马来文老师、一名淡米尔文老师和两名中文老师，中文老师有两位，原因是院内华人学生占大多数。当时学生人数大约有250人，他负责教一年级英文和淡米尔文，有一段时期由于师资严缺，他还曾教过马来文。由于学校的空间有限，院方用隔板把病楼从中间分隔充当课室。
尽管深受麻疯病之苦，但院区内的孩子都非常快乐及活跃。（照片由赖福兴提供）
“当时的学生全都不怎么读书的。14、15岁的和12、13岁的全都有在同一个课室内。”由于各年级的学生都凑在一起上课，而学校亦没有培训教师的机制，他只是按照课本教学，并给学生做简单的功课，如填充题、数学题，在课堂上他会让学生做非常简单的生字听写。他说，他是个严格的教师，若是学生顽皮捣蛋，他会用藤条鞭打他们，尤其是坐不牢喜欢到处跑的原住民学生。“不然就无法控制了，因为不是全部学生都一样的。”
他说，学校早上8时到中午12时是教英语和马来文，下午2时至4时则教母语，所以他每天中午上完课，吃了午饭过后还得教淡米尔文，日子过得相当忙碌。“12点钟声响后，他们必须去吃饭。吃了饭后两点钟他们就得上母语课，没有时间，只在运动时比较轻松。”
男孩们正在草场上踢足球和玩钩球。（照片由赖福兴提供）
从前每天下午都有学生在草场上踢足球、打篮球、赛跑等，院区充满生气，每年的运动会是学生最期待的日子，据克里斯南透露，学生会分成四个队伍，队伍以颜色区分，在一年一度的运动会上较量竞技。
他说，后来许多学生割牌离院，学生人数逐渐减少，最后只剩下一两个学生，因此学校就在前副总监古玛医生（Dr.Kumar）任内（1961-1977年）关闭了。克里斯南一直执教到特拉维斯学校关闭为止，一开始他的每月津贴只有30令吉，离职前起到175令吉。过后，他获安排转当院民仓库管理员（Inmate Store Keeper），津贴还是维持不变。
他回忆以前在这里生活的情景。“以前这里的鸡蛋等等货品不能在外面卖，这里的东西这里吃，这里卖，就连红毛丹也一样，熟了之后只能在这里吃，不能卖，因为他们怕会带菌。独立之后来了个雷迪医生（Dr K. M. Reddy,），他开放了这里，没有雷迪的话就没有这个开放政策，每个人都可以出去。”
雷迪医生是来自印度的医生，1952年漂洋过海来到马来亚，在当时的英殖民地政府医院服务。他是马来西亚医药协会的创办人之一，并在1957年至1961年出任双溪毛糯麻疯病院院长。虽然他只在希望之谷服务短短四年，但却给院区带来许多改变。为了破除外界对麻疯病人的偏见及鼓励病人接触外界，他自1959年起在院区举行一年一度的开放日，并鼓励院民种花出售，以增加收入，因此许多院民仍怀念他至今。
1966年，克里斯南曾跟一名华人和原住民混血的女子结婚。这名女子曾结过婚，与前夫生了一对儿女，据克里斯南说，她并没有患病，但她的女儿患上麻疯病后，洋人警察就把她和儿子一并带过来希望之谷。“白人很严格你知道吗？一个人患病，全家人都要被送来这里。”
搬离病楼后，起初克里斯南是被分配住在三人同住的屋仔，婚后就获分配住到结婚楼。他和妻子一同生活了二十余年，但在1990左右她离开了院区，去到彭亨替孩子照顾孙子。如今他的妻子已去世，而他仍住在当初夫妇俩厮守的“结婚楼”（marriage quarters）。
访问进行到一半时，一位印裔医护人员骑着摩哆来给他送白饭。原来这位大兄每天早上都会来给他报纸，中午则给他送外卖，克里斯南下肢半残，无法出门，就付他一些车马费让他给他当跑腿。
1950年代克里斯南教书时，希望之谷大约有400名印裔院民，每天下班后印裔院民总会聚在印度同乡会（Indian Mutual Aid Association）和印度人俱乐部（Indian Club）打牌、听收音机和聊天，但这两个会馆早已关闭，现在全院只剩下5名印裔院民，其中4名住在病楼，只有他一个居住在屋仔。
克里斯南撑着助行架到屋外浇水。（陆奕萌 摄）
由于语言的隔阂，他在院区没几个能谈得上话的朋友，他的小屋平日很安静，没什么人来串门子，他习惯坐在靠门的躺椅上阅报或闭目养神，等到新闻时段时就开启电视机打发时间。克里斯南是个虔诚的兴都教徒，自小茹素，尽管入院之初医生曾劝他别只是吃素，但他仍依然坚持素食，现在他精神好时会下厨煮个素菜或素咖喱。
问到如何看待这一生，他说：“我觉得麻疯病是一个惩罚，因为你有罪，才患上麻疯病。我过去曾每天祈祷三次，自从我年老体衰后，就每天祈祷两次。”古老的罪恶论像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他的一生，这位孤独的退休教师只能通过信仰寻找内心的平静。
信奉兴都教的克里斯南在家中供奉兴都教神明。（陆奕萌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