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知命的车衣女工
王木兰3岁得病，自8岁起就塌鼻、容貌走形，自1952年起就靠开在喉咙的洞口呼吸，所以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无法像常人般大笑和大声说话。但她自小活泼好动，乐天知命，从来没有怨天尤人或自怨自艾。晚年住在病楼的她每天清晨都撑着支架“巡楼”，给卧病在床的老人家倒茶。
王木兰自小患病，鼻子从小就塌了。（照片由王木兰提供）
来自适耕庄的王木兰3岁就患上麻疯病，童年时这个病并没有影响她的日常生活，只是晚上睡觉会呼吸困难，发出“哔哔哔”的鼻鼾声。蹦蹦跳跳的她自小就帮忙家里捉鱼、种田和赶田里的小鸟，在这个鱼米之乡有过快乐的童年。
在她的印象中，日据时期家人总是在逃难。记忆极好的她追忆：“隔壁阿嫂说，你这个女儿不要带了，等下会拖累我们，全部没命。我妈说，我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不带她放在家，饿死她吗？这样好了，你们走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
那时村里有一条深沟，雨天时沟里都是水，没下雨时就在沟里行走。王木兰5岁时母亲就背着弟弟，并拉着她的小手，沿着这条沟一路逃到茂密的红森林，树林里有无数萤火虫，把森林点缀得如梦似幻。
逃难时王木兰总是边走边哭，一次途中遇见日本军，他还拿摇鼓哄她，她玩了一阵就止哭了。“现在我也跟我朋友说，死日本仔，那么凶恶，干嘛不一枪打死我，让我今天那么凄凉。”她笑说。
6岁时，王木兰的脚趾就发作了，极度疼痛，妈妈曾带她去看日本军的医生，医生给了她一包药粉，并要她戒口，但这药想当然并没有疗效。
王木兰的家就在适耕庄育群学校隔壁，孩子们唱歌、念书的声音都传到她的耳中。但因病之故，父母没让她上学，只把她养在家里，尽管脚部疼痛，但她小时候还是非常好玩，常跟小朋友们玩在一块。
“小朋友很喜欢跟我一起玩的。等到我11、2岁，麻疯病大爆发，脚全部溃烂，脚板、脚趾痛到不能走，很痛很痛。那些童年玩伴还是来找我去玩，去海边玩。”
“我做大鬼头，个个要跟我的。到了12、3岁，那些隔壁邻居小朋友的阿妈，跟我阿妈说，‘你关着你的女儿啦，别让你的女儿出来跟我的孩子玩。’我妈说，‘你关着你自己的孩子吧！他们来门口叫我的女儿，都不关我女儿的事。’我妈又打我，最衰就是你，骂我，那么多人死，你又不去死！让水鬼抓去，替人死。朋友的阿妈一来投诉，我就给我阿妈打。”
尽管有此遭遇，但她并没感觉伤心难过，反而觉得自己很威风。她还记得自己七八岁时她和玩伴玩“跳飞机”的游戏，她跳呀跳，地上的格子都是她脚部流出来的脓水，玩伴们的父母就提着棍子来赶人，口中囔囔“叫你们别跟Pak Nang一起！”
王木兰写下父母亲给她取的两个名字。（陆奕萌 摄）
“Heng Pak Nang”是王木兰的马来文名，但她说，其实她原来的名字是“王淑莲”，但那是她婆婆的名字，她母亲说“不能叫”，王木兰患上麻疯病后，母亲就用福建话唤她“Pak Nang”，意即“别人”。“不是我的啦，别人，别人的啦，就叫作Pak Nang啦，别人的啦，不是我的女儿。”她说。
“到14岁，那时我的样子好像外星人。我那些童年玩伴都不怕我，常常来找我，不过我阿妈会赶他们走，不让他们来，跟他们说‘待会儿你的阿妈会来投诉，木兰就会挨打。’”
王木兰说，那时村子没有自来水，村民都是淘废矿湖的水冲凉和洗涤，有个常在废矿湖冲凉的警员看到她的长相，劝她父母尽快送她去木蔻山麻疯病院，否则给人发现的话就是很大“Salah”（罪）了。
“我阿爸就搭小船去看一下木蔻山是什么地方。搭小船去转圈圈， 那里是山地，也没看到房屋，只有树林，怎么叫我带女儿来这里？搞不好会被老虎吃了 。我爸说不行，不行，带她去木蔻山我舍不得。”
等到15岁，有个警察再次好言相劝，要她父母把她送到双溪毛糯麻疯病院。在1951年7月的某一天，她父母终于肯狠下心把她送走。离开前一晚，母亲对她说，“爸爸要带你去双溪毛糯了，那里有书读。你明天就要离开阿爸阿妈，不用给阿妈打你了，你开心啦。 不过你去到那里要听大人的话，不像在家里可以到处跑。阿妈不在你身边，你就要乖一点”。
那一晚，她的玩伴们全都聚在她家给她送别。她告诉他们她要去吉隆坡念书了。他们问她何时回去，她说，“我不知道呀”。那时年纪尚小的她怎能想到，这一去就是一辈子的事了。
王木兰的父亲带着她坐小船到巴生码头，再把她送到双溪毛糯麻疯病院。“等到我阿爸要走了，我才会哭。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不会伤心，一塌糊涂的，这一生糊糊涂涂的。”
入院之初王木兰住在儿童病楼，医治溃烂的手脚，八个月就好了。儿童楼有21个床位，孩子们常玩在一起，过没多久她就忘了离家的忧愁，她因有病痛没什么上学，总是快乐地跟其他小朋友玩闹。
王木兰向我们讲解插在她喉咙的钢管如何操作。（陆奕萌 摄）
16岁的某一天，自小有呼吸问题的她在玩闹时呼吸困难，须紧急动喉咙手术。那时她以为自己一定没命，再也看不到父亲和弟弟了。手术后她昏迷了两个星期，就连医生都认定她没救了，让警察去通知她父亲。
她说，醒来后有人告诉她，“那个星期你阿爸有来看你，你阿爸哭啊”。“我听到我阿爸哭，我也哭了，因为我阿爸很疼我的。”
王木兰大命逃过鬼门关，只是从此喉咙多了一个洞，插了一个钢管供她呼吸。手术后她完全失声，无法言语，后来才渐渐能发出声音。尽管死里逃生，但她依然还是原来的她，无忧无虑，总是蹦蹦跳跳。
21岁那年，她停学了，获分派到屋仔去住。毕业后她无须急着找工作，当时有个洋人给他们一个月5块钱，让他们自由学艺。 “三个都是医生的老婆啦，教我们做手工。你想学做衣服，你就去学做衣服，你要学绣花，你就去学绣花这样。那我就学做衣服，出了学就去做衣服, 每个月拿5块，拿了一年。”
问她为什么选择学做衣服，她笑说：“我喜欢穿美美的，我自己做的衣服。”
一年后，她领到的学徒津贴增至10块钱，学满两年就得停学。刚开始她去闸口的行政楼登记当替工，有人请病假就顶上，后来有了空缺她就当上正式的车衣女工。她还记得自己正式就职那一年发生了513事件。
王木兰追忆，那时东院、西院和中院都各有4个车衣工人，其中两个是头手，负责裁剪，另两个工人就负责操作缝纫机缝制，分别在两间车衣间工作，从早上8时工作到中午12时，午餐后从下午2时工作到4时。
那时院内的床单、被单、枕头套、蚊帐、蚊帐挂钩、医生的手术衣、手术帽甚至口罩和吊点滴的套子都是由车衣女工包办。她说，那时没有即用即丢的口罩，医生护士的口罩都是她们用布料缝制的；从前的点滴瓶是玻璃做的，她们得做个有两条带的圆形套子，把点滴瓶吊起来。
另外，车衣女工还得负责做办公室的窗帘和沙发套。“我们要去测量。那时我还年轻，爬高爬低还可以，要去量多高，多少寸，多阔。一个架位要多少块布，量好了就拿回来给那个裁剪的。”
“那些枕头套进棉花也是我们进的。还要补衣服呢！那些衣服破了要补。我们要补毯子、补被单、补枕头套、补蚊帐，还有老人院那里的草席。”
工作到60岁才退休的她说“一直都没有停过，不是补就是车。也不觉得辛苦啦，都习惯了。”
她说，最辛苦该是取布剪布的时候。由于她们需要大量布料制作护士的制服，当外面的供应商用罗里把布料载来后，她们就得到仓库前拉紧布匹测量尺寸，本来就有呼吸问题的她总是拉到气喘。测量完毕后她们还要把布匹重新抬上罗里，让罗里载到车衣间门口，过后还得再把布匹抬下来，扛进车衣间，整个过程可真是粗重的劳力活。
“有时做得多，烟尘多，闷到，也会伤风，会敏感，会发烧发热，因为那些布很肮脏。”她说。
王木兰和她的先夫早年曾一同经营花圃生意。（照片由王木兰提供）
30岁时，王木兰跟一个男院民结婚，婚后一起经营花圃生意。老伴在2000年过世后，王木兰就从屋仔搬到病楼居住。说起这段婚姻，原来背后还有个故事。独立前出世的王木兰小时候没有办好公民权，因此长大后一直领的都是红色身份证（俗称红登记）。后来她听说红登记无法打“皇家工”（政府工），为了一张蓝色身份证，她决定结婚。
“我就是为了要做这身份证才爱这个老公。”她直言：“他们说，结婚咯，结婚有证书，就可以做身份证。就跟这个男人一起，我不是真爱的。”
他俩生了一个女儿，但女儿收养在院内的“婴儿之家”六个月后就交给丈夫老家霹雳瓜拉古楼（Kuala Kurau）的亲戚抚养。她说：“女儿小时候怕我的，她怕我们两个的。她粘着她的姑姑，粘到紧紧的，小孩子嘛。”
问她会否因而伤心难过，她即刻回答：“我不会伤心的，很奇怪的。我不会伤心的，有伤心过，她有男朋友那次我就伤心了。”
“我女儿说，妈妈我有拍拖。我说哎哟你有拍拖，你不要让别人知道，知道你爸爸妈妈在这里。她说我有说啊，我有跟他说我妈妈爸爸是住这里的，很不好看的。我要带你去看，你要是看到不喜欢就不要吧！没问题的。”
“刚好8月15，她就带她男朋友来屋仔，那时我住在屋仔。看了就没出声，我就跟她男朋友说，我说现在你看到我们两公婆，有什么感觉？怎么样呢？他说没问题啊，都不关你们的事嘛。现在你们都好了，没事啦！”
王木兰的女儿、女婿和两个孙子在农历新年时回家陪伴她。（黄义忠 摄）
2000年她女儿出嫁时请她回到瓜拉古楼参加他们的婚礼，但那时她丈夫才过世没多久，她双脚无力难以远行，亦担心自己露面会影响女儿，于是就决定不出席婚宴。为此，女儿的未来家婆特地远道而来，说服她见证女儿出嫁。
“我女儿的未来家婆来这里。那时我们住在西院的老人楼。来到她又不怕我，坐我的床叫我，说女儿结婚叫我回去咯！‘你一个女儿而已，你不回去喝女婿茶吗？回去啦，不用担心，这些没什么的。’”
亲家的一番话让她安下心来，于是她收拾行装，跟随女儿回家乡出席她的婚礼。
王木兰的女儿非常孝顺，曾央她搬出去跟她同住，但王木兰感觉在院区比较自由，还有一班老朋友互相照应，就拒绝了女儿的提议。王木兰在病楼有个私人电视机和冰箱，日子过得相当舒适自在，尽管她左眼全盲，右眼只有两成视力，喉咙长年插着钢管，而且双脚无力，但她仍每天早上坚持“巡楼”，为卧床的老人家冲茶倒茶。
热心的王木兰几乎天天“巡楼”，帮助病楼内卧病在床的病患。（陆奕萌 摄）
信奉耶稣的她相信是自己做了好事有耶稣保佑，所以虽然她摔过几次跤，但仍平安无事，还能行走自如，而且遇到的每个人都待她很好。这些年比较惊险的是1981年的某一天，她赖以呼吸的喉管断了，但医院只能提供胶管，所幸有个印度护士替她找到了新的钢管，她把断了的喉管拿去烧焊，这样紧急时刻就有替换品。她每个月都得把喉管取出，泡在热水里消毒，放凉了再安回去。
尽管生活比一般人艰难，但王木兰依然是那个乐天知命的人。她自在自得地说：“没有遗憾。我没有怨我妈为什么生到我这个样子。为什么人家那么漂亮，为什么我这个样子，在那里哀声叹气。我不会的。这些是注定的。我的命是这样，你要怨天怨地，怎么怨呢？要怨你爸爸妈妈不要生你出来也已经生了你出来。有什么办法呢？”
王木兰是个乐天知命的基督教徒，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欢乐。（陆奕萌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