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向山谷内的歌声
当年离家来到希望之谷治病时，除了随身带来几个简单的家当外，他也把年少时听过的共产党歌带入山谷，如秘密般偷偷地藏在脑袋瓜里，60多年来不曾公开哼唱。直到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要不是患上麻疯病，他可能变成一个“大坏人”。我十分好奇地问：“会有多坏？”于是，他说起了小时候那段差一点就变“大坏人”的故事。电话那头，他兴致勃勃地一首接一首，一口气连唱了四首党歌…
李初成是双溪毛糯麻疯病院参议会副主席兼菜房主管。（陆奕萌 摄）
1934年诞生于北马霹雳州安顺小镇的李初成，自小就很活泼好动。他8岁和同龄小孩一起去学校上课，11岁就因为患病而失学在家。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和四个弟弟。
“其实我六七岁就有麻疯病，手脚开始弯曲，脸也出现红斑。以前的人看到我，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没有见过麻疯病人那样，结果我念到五年级就不去上课了！还好我的隔壁邻居都不怕我，依然跟我一起玩。”
尽管麻疯病导致李初成失去了手指，但他依然可以握笔写字。（陆奕萌 摄）
11岁到18岁失学的漫漫七年岁月里，在家没有其他长辈可以教他读书，他成天无所事事，到处乱跑乱躜。他还记得，安顺当年有不少村民是共产党员，他们非常活跃，经常在举办活动时高唱《三民主义》党歌。
“我们做小朋友的也不知道这是犯法还是没有犯法，人家在唱歌，我们进去里面听人家唱歌，当地共产党的领导也不会阻止。我们那边有很多老师都是共产党的党员。” 结果，在耳濡目染的情况下，李初成也对不少共产党歌琅琅上口。
“有些字我不懂怎么写，发音不太标准，有些歌名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他们办活动自己编的歌，人家怎么唱我也跟着唱。好像有一首是这样唱的——前程万里！前程万里！我们都是中国民国要收的子弟……我们追求正义，我们团结在一起，为前程为真理，向前进！不犹豫！” 他亢奋的歌声如空谷传响，声韵仿佛自肺腑自然流出，朴实无华，听的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也会被引入他当年受共产主义思想启蒙的生活意境，久久不绝。
就这样，一首又一首当年学会的共产党歌立刻从他的时光储存库里再次翻起，他的情感也随着歌声起伏。歌的旋律还很清晰，只是一些含糊的歌词叫旁人无能捕捉。他说，即使是马来西亚的国歌他至今都还没学会，无法一口气唱完。共产党歌呢，也不懂为什么，至今记忆犹新。
“我的一个朋友他最后参加共产党，还跑进山里躲了几年。政府要求他们投降时，他的妈妈跟当局求情，说好儿子自愿投降，但是警察不能对他开枪。说好的日子到了，她的儿子果然从山里走出来投降，不懂为什么警方却开枪打死了他！真的很可惜！假如没有患病，整天去参与共产党员举办的活动，我很可能也会加入共产党成为党员……”可是，患上麻疯病消除了这样的可能，李初成的生命被带入另一个他意想不到的境地。
“我的病一直没有好，我妈妈有带我到处去医治，看中医比较多。可是医不好，手脚一直坏下去。后来有一个前病患告诉我的父母，双溪毛糯这边环境很好，可以医好我的病，我的父母商量后决定送我过来吉隆坡这边治疗。”
1958年，18岁风华正茂的李初成被迫背井离乡，到离家乡百多公里外的双溪毛糯麻疯病院去接受治疗。当初要离家时他心里确实很不舍，但是念在父母已经开口鼓励他自个儿离家医病了，他唯有接受父母的献议。
“我的爸爸带我来这里求医，当时，我只带两三套衣服、牙膏和牙刷而已。临走前我爸爸给我20块钱，跟我说：‘我过不久就会过来看你。’”
父亲果然兑现承诺，几乎每个月都来探望他，并给他二、三十块零用钱。“二三十块钱很好花。以前一杯咖啡五毛钱，一个茶粿也是五毛钱，鸡肉饭才三毛钱、印度店的炒面才两毛钱而已。不过，我很快把钱花光光！”
刚入院时，医生安排他住37号儿童病楼，他还记得，那间病楼有17名留院者。
“我住的儿童楼最小的病患才七、八岁。我隔壁床是空的，那间病楼实际上可以容纳18人。入院隔天大医生就给我剪耳朵的皮肤样本拿去验，还有照X-光，拍我手脚有麻疯症状的部位。我进来时手脚就不太好，医生打一点药水，还有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三给我吃一粒白色的氨苯口药丸。皮肤烂的话，医生就建议割掉。但是割掉后我们的骨头粗粗的没有磨滑，下次我们摩擦到又烂了，烂了又肿，医生又说再割掉，结果割到没有手指了，痛到要死！”
1959年初，在病楼治疗几个月之后，他就出院到中院屋仔里去住。他还记得，他和另外两个单身病患同住，三人相处愉快。
“我的同屋煮饭煮菜，我搭他一起吃。我们住在中院区潮州会馆附近的一间屋仔，门牌398号。那时候单单中院区就有上千人，整个社区有两千多人。”
李初成工作时非常认真。（连翎翔 摄）
当时，大家都争着要申请院内的工作。李初成等了好多年才求得一职。1966 年，在他多次提出申请后，马来西亚麻疯病救济会(MaLRA) 终于聘用他在25号楼的入院手续室（admission room）当书记。
“那些第一次进楼(first admission) 或重新进楼（re-admission）的人都要到25号楼注册，等医生来，我们安排他们去看医生，医生检查后，确定他们可以进楼了，我就翻查记录簿，看哪一间病楼有空位。然后我把相关资料如病人姓名，即将入住的病楼号码等写在一张纸上交给Mokhtar (主管Inmate Lay Superintendent) 。 ”
由于这份书记的工作是公开给其他病患员工轮流担任的，李初成只做了一年而已。他之后被调去看管树胶园，马来西亚麻疯病救济会每月给他RM15的工作津贴。
“大医院后方是一大片树胶园，属于MaLRA的园地，他们叫我去看树胶园，不要给火烧起来。我说好！但是我没有上山去看，每月白拿薪水。有一次火烧芭了，我被叫去问话。那负责人问我：‘初成，昨晚火烧芭，你为什么没来报告？’我回答说‘我脚不好呀，不能爬到山顶去，怎么帮你看火呢？’他说：‘这样哪里可以？’我一气就说：‘那么你明白这份工作不适合我做，为什么又给我做？’后来他也理解，没有骂我。如果不是发生火烧芭事件，他们也不会知道我根本无法上山的事，因为每个月他们只是丢15块钱给我用而已！”
没多久，MaLRA的负责人又调他去院内的工厂当油漆工人，要他给花架子上漆。李初成的右手没有手指，全依赖左手弯曲瘦弱的手指撑着力，油漆起来也就特别吃力。
“我从上面油到下面，下面油不到，结果负责人又投诉说，‘初成，不行啦！你油过的很多花架子，我工人等下又要重新油漆。’我回应说：‘你都明知道我不能做这种工，你又要我做？我没有工作做，你既然给我做，我就勉强做咯！’油一个花架子五毛钱，我一天最多油三个就回了，不曾正式做完一天的工。’”
1970 年，李初成终于有机会做回他所属意的文书工作。院方让他在行政楼的福利部当书记。他还记得，该部当时的负责人是Edward Arokiasamy，每月领取RM104的工作津贴。
“我是第一个帮忙Edward 的员工。我的工作范围包括打字，准备病患员工的薪水单，还有如果病人的屋顶破陋，我也要把他们要修理屋顶的申请，打入一个表格里，请主管签名，再拿去给相关病人，并叫人来修理。另外，如果有婴儿在院内出世，我也得将病患夫妻的名字、婴儿的生日等资料记录在案。病人入院出院或再度入院都要详细记录。病人重新入院的话，我用红笔记录，新入院的病人我用蓝笔记录，病人过世我也要记录他们的死期（expired date），并且用红笔来删除掉死者名字。这份工作我只做了一年。”
李初成在菜房计算第二天需要预定的配给份额。（黄义忠 摄）
1980年，他当上中院区伙食发放总部的书记，每月领取RM 226的工作津贴。他每天早上七点多到中院的伙食发放总部（派菜部）去工作，主要负责统筹所有住在中院区康复者的伙食订购和分配工作。这也是他在院内做得最久的工作。
“首先我会问伙食员工们他们的组员中，有没有人生病进楼，还是有没有割牌出院的，如果有，他们会跟我报告，我会删除掉他们的名字。然后依据每个住在屋仔的康复者数量，计算他们的总伙食需求。比如政府每天给每个人300斤的菜，我就乘以最新人数，计算出隔天要跟蔬菜供应商预订的蔬菜份量。我算好了，把各类伙食所需要的总额写在一张单子上，再请peon (跑腿儿)拿去西院的厨房，让那边的负责人统计全院人口所需要的伙食配给。那么，明天，供应商才会把伙食分别送到东院和西院大楼（安养病楼，decrepit ward）、中院区和东院区的伙食发放部去。”
李初成说，每个康复者每天都会分得100克的米，新鲜蔬菜，白面包和水果。政府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会供应他们每人300克鱼肉，如甘望鱼、新鲜沙丁鱼、硬骨刺、金线鱼、硬尾鱼、鲭鱼等等，还有本地水果如香蕉、本地橘柑、梨子和苹果。每个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则会供应他们每人400克鸡肉。更早以前，政府还有派发猪肉和牛肉给院民，如果院民不敢吃，可以更换七块豆干。他说，每个星期天他们休息，所以星期天的伙食会提前在星期六就配发完毕。而政府每周末会给每个院民供应四个鸡蛋、江鱼仔或咸鱼。
每天7点钟，外面的供应商都会把当天要配给的食材载到中院和东院。（黄义忠 摄）
“如果该周末是轮到分派咸鱼周，那么政府会给我们派发豆芽，让我们炒豆芽咸鱼来送饭，其他天的蔬菜就包括菜心、橄榄菜、玻璃生菜、包菜、红萝卜或白萝卜等等。周末分配的面包是有馅儿的，比如Kaya（咖椰） 和椰丝包装面包，平日则给我们普通的白面包。”
身为中院区伙食发放总部书记，他就得确保供应商每天早上送来的伙食是新鲜的，否则他有权要求退货。
院民每星期都有三天会获分配到300克的鲜鱼。（黄义忠 摄）
“假如鱼太烂或发臭，蔬菜黄黄的不美，我就不收。然后叫总管来加以确定，拒绝接受！我听说从前的大医生（院长）如Dr. Reddy和Dr. Lim Kuan Joo 更加严格，每天自己去检查菜、看鱼肉和猪肉新鲜吗？那时猪肉是整只运进来的，伙食员工再将之切成一块块分给院民。如果大医生发现鱼肉、蔬菜不新鲜的话，马上要求退货，并指示供应商当天下午两点之前就运新鲜的菜进来给院民。我做的时候Palani院长已经没有那么严，今天要求退货，供应商还能hutang（拖欠着）, 明天才来赔。病人当天没菜煮都投诉咯，我就叫他们直接去跟院长投诉！”
至于每月供应的食材则包括每人一公斤糖；300 克盐；300克花生米；一公斤食用油；150克姜；蒜、洋葱和小葱各500克；平装辣椒和番茄酱各一瓶，30条三合一美禄饮料；两块洗衣皂和两盒火柴。
“从前，那些有胃病的院民还会得到特别待遇。只要大医生在他的Papan （病历表）写明他是胃病患者，那么他就会分得2号伙食，可以拿鸡肉来换取上等的鱼，比如黑昌鱼、红曹鱼和石甲鱼。”
各派菜员正忙着领取食材，以便分发给院民们。（黄义忠 摄）
根据黄秋燕和彭秋霞于2006年出版的《希望之谷——双溪毛糯麻疯病控制中心》一书的记载，在独立以前，麻疯病院的医疗和管理职员也会获得院方提供的食物分配。根据不同的职位、种族、病人的特殊饮食需求等等，食谱分为一号餐至八号餐。例如，八号餐是为医药监督等高级官员准备的，四号餐是提供给职位较低的职员，如医疗职员以及医院服务人员等。一般留院者则分得一号或二号餐。独立之后的第一位医药监督雷迪医生（Dr. K.M. Reddy）在上任后，废除了按等级配给食物的制度。从此，除了少数印裔素食者以及患上糖尿病、高血压及胃病的院民之外，其余均一视同仁。
“从1980年一直工作到2011年2月1日，政府宣布废除院内的伙食分配制度，改为每天给我们18块钱伙食费，我们就没有派菜活动了。但是我现在每天一样去上班，我负责送信给派菜员，由他们转发给他们负责的‘屋仔’居民。如果有人派红包给我们，我也会在伙食发放中心派给伙食员工；有人报效干粮什么的，也是由我这边发放出去。我们这里的参议会每个月有派发20块钱给那些没有能力工作的院民，也是由我这边派出去。”
1980年代开始从事花艺业的李初成，今天算是院内少数经济独立，生意越做越起色的花圃老板。2007年，政府发展这个社区，要求部分院民搬迁以让路给玛拉工艺大学医学院大楼发展计划，他的花圃生意也间接受到影响。当时兼任麻疯病院参议会理事的他，也积极带领其他病人展开抗议行动。可是最后他们的抗争行动宣告失败，他们被逼妥协，接受政府对他们作出的赔偿。受该发展计划影响的39户东院的院民最后被逼搬迁到中院去。
“我希望政府让我们继续领工作津贴至死，当作我们的养老金。也希望政府保留这里的历史，给病人的子女以及后代知道，麻疯病的历史，还有以前病人在这边做些什么。更重要的是，政府不要再玩弄我们，不要再强迫我们搬迁，将来的发展计划不要影响我们的生计，让我们一天过一天就好！我们就没有其他要求了！
询及79岁高龄的他，生命中哪个阶段最为快乐？李初成毫不犹豫地说：“小时候吧！那时什么也不懂，也不知道有病，跟其他朋友一起玩耍最快乐的了！我们玩谈珠子，放风筝，还有玩一种丢树胶圈的游戏。我们在地上插了一根木材，然后每个人轮流将树胶圈丢进木材里，丢不中该木材的话，就轮到别人来丢，掉落木材范围的树胶圈就属于下一个人的了。那时候的我最快乐！”
听着一个迈入79岁高龄、鬓毛疏落的老人回忆起童年的快乐时光，即使不为其念念不忘的趣味游戏场景所打动，却也不能不被他至今依然拥有的赤子之情所感染。
李初成的花圃生意欣欣向荣。（陆奕萌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