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癞哥仔’不回家了

每次见到蔡英，她总会跟我投诉说她人又不舒服了，身体这边痛那边痛，全身是病。他的先生詹光清在一旁静静地听着，直对我摇头，望着太太吃的整堆西药发愁。

2011年，我去找蔡英时跟她说，我想了解她先生的过去。

“喂！这个记者要访问你呀！” 蔡英对着丈夫喊过去。可是，坐在客厅看报纸的詹光清却一动不动。

“他老了，耳朵聋了。你要访问他就要大大声喊他。” 蔡英说。

我告诉蔡英，我不当记者很久了，只是想采集院民的口述历史。后来，我把声量提高，还是成功访问了詹光清，知道他年轻时原来在院区当苦力。

“我们当苦力的一天工资才一块钱。我们每天5点起来倒垃圾，两个人一组，倒10多间屋仔的垃圾，偶尔大风雨有树倒在路边，我们的工头阿江（Ah Kang）也会叫我们几个苦力去砍树，将树杆砍成一节节，让罗里载去烧。有时候遇到死鸡、死猫、死狗，我们也要处理，拿去土葬的。8点多，我们得去清理路边的水沟，扫树叶，扫街等等。每月还得坐上罗里去到吉隆坡扛米，回来后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米扛进米仓存放。每天也会扛到中院的菜房去分给所有院民，就是要付出劳力的工作啦。”

詹光清诞生于1933年，来自沙拉秀新村，上有一个哥哥两个义姐，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小六那年，詹光清的耳朵和鼻子开始肿大，同学们都讥笑他。

“我念到小学六年级而已，同学一传十、十传百，全都知道我患病了，他们对我指指点点的，大家看我来了就躲就逃，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不读了，我要出来做工。”

当年学历低，年纪小的詹光清辍学后经人介绍，就到吉隆坡陈秀连路那边的一间铁厂当学徒，学习打铁这个传统手艺。在物资极度匮乏的20年代，能够学得一门手艺求得三餐温饱，不成为家人的负担，詹光清已经觉得很庆幸了。那些年，父母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哥哥身上，他哥哥在校的成绩优良，英文顶呱呱，念完高中教育。詹光清心里清楚地知道，这个病已经断了他的求学路，他不想跟哥哥作比较，只希望尽快康复。

“我那时打铁一天赚一块钱而已，这一块钱给我妈妈去买中药煲给我喝。中医师说天天喝中药，我的病迟早会断根，每个月医药费花了整百块钱，我努力工作给我妈妈去买药，可是医来医去还是不能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后来政府医院的医生写一封信转介我过来麻疯病院医治。我妈妈不舍得我离家，又能怎样？中药吃不好呀！”

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怕麻疯病，就连他的哥哥也怕他。“我最后自愿离家，来这边治疗的。我的哥哥把我载到这里后就没有再来探望我。”

一入院，他就被安排入住31号病楼。由于他的耳朵已经肿大到变形了，手脚也起了多处红斑，医生开始检查他皮损的感觉和周围神经是否粗大，并做皮损涂片查菌。

“大医生抽取我的皮肤样本去检验之后，给我注射氨苯口，给我吃药丸。就这样，打针吃药了三个多月，我的病情才慢慢有起色，医了3年多才康复。  ”

入院后，母亲每个月给詹光清寄来10块钱的生活费，一直到他找到工作后，他才写信叫母亲不用再寄钱给他。

“我当苦力每月有30块钱，也够花了，不要我妈的钱了。每个星期一，我们也会从东院的米仓帮忙扛糖、葱蒜、食用油、肥皂、洗地水等到西院的厨房去。我们旧时用人力车运送这些厨房材料过去，人当牛那样地工作。人力车有两个大大的轮子，前面两个人拉，后面载着一个大大的四方木箱，由另一个人在后面推着走。那箱子像我们现在的国产车灵鹿（Kancil）那样大。”

当人力车开始缓慢地蠕动，詹光清的经济也慢慢有了重量。那个年代，院内有读过书的人都不会做苦力，他书读得少，唯有用劳力赚取生活费。

“这份工作是注定被人瞧不起的，人家问你做什么的？ ‘哦！我是倒垃圾！当苦力的’，人家一定想 ‘唉呀，这个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啦，是吧？’苦力是低级肮脏的工作，名声相当不好，又不是拿笔的，被人家看不起！” 詹光清内心的自我认同感如此蜷曲，无来由的自弃感经常在他防不胜防之际，如幽光般忽隐忽现，提醒他，生活除了是汗水串成的，没有惊喜。

“后来家属亲戚往生，我哥哥也完全不通知我。患上这个病，我好像犯重罪了，你以为我自己想的吗？既然大家都怕我，我心想，将来就不要回家了。”潜在的自卑感，让詹光清在院内活得出奇的低调、卑微。

直到有一天，清一色是男人的苦力团队里来了第一个女苦力——蔡英，他突然觉得这个新的工作伙伴很不一样。

“她原本是要报名申请当洗衣工人的，但是申请不到，刚好苦力这边有个空缺，院长就让她来做倒垃圾的苦力。过往做这类粗工的都是男人，没有女人要做的，她竟然顶上了！”

初时，蔡英是负责倒东院病楼的垃圾，詹光清则负责倒东院10多间屋仔的垃圾，他们把收集好的垃圾踩扁，然后载到东院的垃圾黑箱里，由另一群工人负责焚烧。看见一个女人竟然也能承担起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詹光清忍不住多看蔡英一眼，也开始买一些水果、买面请她一起享用，闲暇时，两人也相约去看露天电影。

“我们这边的草场每个星期有几天都有播放西洋电影，我们白天工作，就提早叫朋友霸位给我们，霸个位子三毛钱，晚上七点多两人一起走去看电影。我得空也带她坐车下去吉隆坡洗都（Sentul）吃一顿饭、有时去甲洞卫星市（Kepong Baru）吃面再回来。”

开始交往后，詹光清发现说话粗理粗气的蔡英其实有颗善良的心，两人又那么有缘被安排在同一个地方处理垃圾，可以互相倾诉劳作的辛苦，日久生情之下，两人决定共组家庭，于是去跟院长提出要搬迁到结婚楼的申请，院长批准了，两人再到院外的婚姻注册局去注册，成为合法夫妻。

“我60多岁才娶老婆，她也是苦力，找一个伴而已，彼此喜欢就来作伴。她煮饭大家一起吃，互相照顾。”

婚后，詹光清还有帮人编制藤椅，一个卖10块钱，比较大型的藤椅就卖20块钱，如果有订单，他也会帮人做藤制花篮，小的卖5角钱，大的花篮则卖块多钱，以此谋生。

1996年，院方把所有院内的清洁工作承包给私营的清洁承包公司——Radicare，詹光清夫妇被派到西院的大楼（decrepit ward）去做些称米、扛菜的工作。后来的后来，两夫妇一起种花来卖，夫妻俩生活也日趋稳定。

问他这辈子最难忘的事是什么，詹光清叹口气说，“患上麻疯，回不了家。因为家人怕麻疯，23岁患病进来后就很少回家，连我姐姐的家人和我嫂嫂都怕我。大日子我偶尔回家吃饭，嫂嫂看到我在，不敢用我用过的碗，担心会传染。我坐过的凳子，我走后搞不好嫂嫂就拿去洗，我哥又不接受我。我有自知之明，回去更伤心，就不回家了。我哥哥念到中学，英文顶呱呱，他们都是识字的人，读书也多，可是他们不了解一个生病的人的心情。后来我妈中风了，我曾回去探望她。但是邻居知道我回去，在背后指指点点，我妈知道后伤心掉泪。她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患上麻疯病。。。”

詹光清忍不住告诉我一段伤心事：60年代末，他母亲中风后病逝，哥哥电话通知他母亲的死讯。詹光清赶紧回家奔丧。

“‘癞哥仔（Taiko）回来了！癞哥仔回来了！’回到家乡，我很快被邻居认出了，大家都斜眼看我。” 对于人家的闲言闲语，詹光清很是在意，他非常难过。给母亲上一柱香之后，他当天就赶回来院区。

“不想过一夜，不要给家人带来麻烦。” 家人也没有挽留他。

可是，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出殡那天，詹光清又一早赶着回去送母亲最后一程。 可是回去后他才发现，母亲的神主牌只写上哥哥的名字，亲戚朋友也觉得奇怪，怎么这个儿子的名字会遗漏了呢？詹光清看了心很难过，但却不问哥哥，因为答案他已经知道。

“道士问我到底是谁，我说我是死者的小儿子。道士叫我哥哥来求证，我哥最后才写上我名字。才两个兄弟而已，怎么会这样？我患病后，他们当我死了。。。” 说这话时，詹光清声音弱得叫人心疼，可以想象这事对他造成多大的打击。母亲死后，詹光清就不再回家了。他说，他已经没有了家，双溪毛糯就是他的家，也是他终老的地方。

2014年12月8日凌晨时分，詹光清突然病逝。我想都没有想过，不曾投诉过有健康问题的詹光清，却比蔡英先走了，享年85岁。出席詹光清的葬礼时，我看见站在丈夫灵堂前的蔡英剃光头发，一脸憔悴，一看到我就热泪盈眶。

“我想死却死不去，他人好好的，却留下我自己走了，我没有伴了。。。” 蔡英伤心得说不下去了。

“你自己要保重呀。” 我握着蔡英的手，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我在想，詹光清的哥哥还活着吗？如果还活着，他会回来给这个亲生弟弟上柱香吗？ 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心里已有数。

我怎么都忘不了，詹光清说起他患病后，家人就当他死了时，眼中有着多么深沉的哀伤与绝望。。。

口述：詹光清

采访：陈彦妮

撰稿：陈彦妮

<- 回到我们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