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史的最后一页

双溪毛糯麻疯病院是个自给自足的社区，绝大部分的工作皆有病患员工兼任。政府有就所有病患员工付出的劳力，给予他们微薄的工作津贴，大部分的院民就靠这仅有的收入过活。从前，除了日常伙食供应，就连生活必需品都由政府配给。在院民平均人口高达2400人的年代，统一发放生活物资给所有院民的工作就落在仓库管理员的身上。

从早上8点钟开始，洪亚新就已经来到院内的仓库开工，开始他一天忙碌的生活。他说，这份工作需要做账，所以必须是识字的人才能胜任。”洪亚新自1988年开始当起仓库管理员，当时，他44岁。

“在我之前是一个叫Ah Seng 的院民掌管仓库，他死后由我接任这个职位。我应该是第五、六任职员了。我们印尼人持有青登记，很难找到工作，没有什么人申请了，我才有机会。得到这份工作时，我很高兴，因为终于有机会做政府工。

新入住院区“屋仔”的康复者必须到仓库去申请一些日常用品，而洪亚新的工作就是发放厨房用具如饭锅、碗、杯、汤匙、蚊帐、被单等等给他们。院民只需要在第一次到仓库领取这些用具时出示他们的病历板（papan）， 洪亚新不只要在他们各自的木板上作记录，还必须将库存中的用具加以计算，并根据不同栏目、如出货日期、申请数量、申请人、出货数量、存货等一一记录在总分类账里，以便追踪各种货品的存量。

“旧时里边病患员工工作时的用具，例如清扫工人所需要用到的扫把、畚箕、割草刀，洗厕所的清洗剂；厨师和派菜员需要用到的砧板、面包刀、斩肉刀、米篮、蔬菜篮、碗层； 理发师所需用具如梳子、理发剪刀、刮刀；木匠所需用具如锯子等，政府都有供应。”他说，仓库管理人员的工作就是每月对这些物资细心管理，必须有完整的总账、分类账和平时的破损厨房用具的更换记录。

“早期，我们还有分发防风煤油灯（hurricane lamp Globe）、火柴、甚至棺木。每个月我们也会分发烹饪的油、米、糖、奶粉、炼奶、美禄、阿华田、葱蒜等等给所有住在‘屋仔’的康复者院民。不过现在很多院民生活比较好了，都转用煤气灶来烹煮，所以也没来申请火柴了。从前比较贫困的印裔院民往生没钱买棺木也会跟我们申请棺木，早年这些施赠的棺木都是我们里边的木工厂工人制造的。”

2011年2月1日，政府取消了自英殖民时代开始执行派发免费食材给院民的制度，取而代之的是每天给每名康复者提供18令吉的伙食费。结果，位于东院的“菜房”（market）也就空荡荡的，不再有任何派发免费食材的日常活动。洪亚新的仓库也没有再囤积柴米油盐了。

“现在仓库东西也少了，我的工作变成帮院民换取破损的厨房用具，只要他们拿旧的、坏的过来给我，我这边登记一下，就能更换一个新的给他们。不过，每一年，我还是照样给每个院民派发两双树胶鞋。”　虽然现在前来换取厨房用具的院民少之又少，不过他一样每天早上8时去仓库值班，看看他的一个清洁工人打扫仓库，如果没人来，他们便提早关门，工作十分轻松。

1944年 出生的洪亚新（化名）来自印尼巴眼牙比　( Bagansiapiapi) 。洪亚新说，他12岁就患病，身体出现一些红斑，他的母亲带他去看中医，每天煲药给他喝，服用中药一段时间后，身上红斑虽然退了不少，但是他的手指却弯曲了。四个兄弟姐妹中，就只有他一人患上麻疯病。

“我的母亲很伤心，带我到处去求医。吃药会好一些，但是手却一直坏下去，那边的医生也不会医。虽然我的手残缺，但是我的脸还好好的。以前老人家说只要脸没有症状，手脚坏不要紧，那可能是天生的。从前谣传麻疯病症状应该是耳朵大大、鼻子大大、身上一大块红斑，那才叫麻疯。” 洪亚新说他的婆婆相信他患上的是轻微的麻疯病，但也无可奈何，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们那边有很多人患上麻疯就跑去棉兰 (Medan) 医治，可是也没医好，最后又回来巴眼牙比，能怎样？患上这种病就像‘被判死罪’了！没得医了的！”他的母亲煲苦药给他喝，他年纪虽小，知道自己患病了，药多苦他也强迫自己吞下肚。

他的童年玩伴发现他患病后，也开始有意排挤他，慢慢疏远他。他明显感觉到左邻右舍不停对他指指点点。“他们变得不理睬我了！我朋友的父母都叫他们别靠近我，有些比较怕的甚至跟我绝交了，久而久之我也会觉得羞耻了，人家都不参我玩了，我只好呆在家。” 15岁那年，洪亚新的母亲患上肾病而过世，失去母爱的他也慢慢地，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心满怀莫名的羞耻、孤独与漂忽。童年时期经历了被同伴歧视的经历叫他至今都觉得身上有抹不掉的污点。回忆起小时候，他只记得麻疯病让他失去了不少朋友和童真，孤独地承受着病苦慢慢长大，受伤的心其实更想寻找一个安宁可靠的归处。

“走出家里，人家看我就怕，我白天就不太敢出门，晚上才敢出来。因为残缺而感到羞耻的感觉实在很恐怖！那种感觉太可怕了！”

洪亚新的原乡——巴眼牙比是20世纪初期世界重要渔港之一。他说，早年的印尼，对外贸易仍然采取物物交换的制度。 易货贸易（Barter Trade）是交易双方以等值的货物互相交换各自所需物品。当时，很多印尼商家载着橡胶（rubber）、虾酱(terasi)、虾米等海产来到马来亚换取一些电子产品。

“好像收音机、缝纫机、手表、派克钢笔（Parker pen） 等等。我们印尼商人来到这边的巴生港口进行交易，探听到马来亚这里也有很多人患上麻疯病，回去我们家乡宣传，印尼岛上的病患就纷纷来这里求医。” 洪亚新说，他的爸爸跟这些商家有一些交情，因此从中得知吉隆坡的双溪毛糯有一间设备完善的麻疯病院。

“我的爸爸在咖啡店跟这些商家聊天，就知道了有船夫可以载病人来马来亚医病，便联络了船夫，订个日子打算把我送来这里！” 离家的那一年，他的妈妈已经去世，送他去码头的只有他的姐姐和父亲。第一次离家，洪亚新忍不住流下男儿泪。

一个16岁病童，被逼和其他陌生的病友一起乘船到马来亚求医，其孤独瘦小的身影在黑暗中不停不停地颤抖。他的泪，洒落如雨！

“不舍得离开家人，一定哭的，不知道去到吉隆坡能不能适应，但是想到可以不再被亲友歧视也好，希望快点医好可以回家。我爸爸叫我快点医好了才回去，嘱咐我有什么事可以写信回家。”  坐上船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马来亚求医的那一年，他才16岁。和他同船的，还有另外三个同乡，他们一起坐船离开巴眼牙比，从熟悉的家乡奔赴到一个迷离而陌生的国家。洪亚新的心也漂泊于离家的畏惧和急切要寻找康复的愿望之中。就这样，希望与恐惧共存，欣喜与悲哀交织，他终于抵达人地生疏的马来亚。

“我们从波德申（Port Dickson）下船，然后乘搭的士到双溪毛糯。在麻疯病院闸门被要求检察时，我就说我来自印尼，没有身份证的。一入院，医生就安排我入住37号儿童病楼。隔天早上就带我去剪耳朵(earlobes skin smear)，拿皮肤样本。”之后，医生每周给他注射氨苯口（Sulphone）两次，住院一个月之后，他就被送到东院88号儿童宿舍去，跟其他病童一样去院内的学校读书。

他说，宿舍的生活是很有纪律的。孩子们每天早上6时起身，7时吃早餐。“早餐有牛油面包、美禄和咖啡。12点吃午餐，下午4点喝牛奶，傍晚6点吃晚餐。”

洪亚新在院内的特拉维斯学校（Travers School） 读了6年书。18岁那年，老师还选他当学长。别人看起来很风光的事，他却不太乐意。“可能因为我听话没闹事、工作勤快，老师才选我吧！我其实是个很谦虚（humble man）的人, 不喜欢出风头，不爱当学长！”

1963年9月，马来亚联邦与沙拉越、砂巴及新加坡 (1965年退出)合并组成马来西亚后与印尼断交，1967年两国才恢复邦交。在那期间，洪亚新远在印尼的家人跟他完全失去了联系，没有再给他寄零用钱，他几乎身无分文。好在当上学长的缘故，他每个月才有5块钱的学长津贴，不至于完全没有零用钱可以花。

当时，特拉维斯学校共有200多名学生，当中难免有不守纪律的学生被罚留堂，而洪亚新的工作就是守着这个犯错被处罚的学生。

“我得陪他们一起‘坐学堂’，这些被罚的孩子被关在课室里，不能去看戏，这边除了星期三，每天都有露天电影院在播放不同语言的片子娱乐院民，我们做学长的，就轮流看顾这些被罚留堂的孩子，也不能去看戏。”

另外，孩子们周末要离开儿童楼到中院“屋仔”去探望朋友也得向学长提出申请，学长就会给他们一张通行票（ticket）。但是根据院方设下的规矩，他们只能出去两三个小时，不准在朋友家留宿。一旦发现有学生违规迟回宿舍的话，那么身为学长的洪亚新就会抄下他们的名字，向校长举报。这些不听话的孩子隔天就会被叫进校长室受训或被鞭打。

一般上，病童年届18、19岁就必须搬出88号儿童楼，但是由于洪亚新纪律好、乖巧听话，做事负责，校方让他住到22岁才搬出儿童楼。“这边有不少学生考获剑桥高中考试文凭(Senior Cambridge School Certificate)，我是其中一个。我记得当时我跟家人失去了联系，我穷到没钱去报考，于是校方先帮我缴付考试费，后来我向马来西亚麻疯病救济会申请援助金，拿到援助金后我才又还给学校。” 洪亚新还记得，他们在校内学习的科目包括国文、英文、中文、地理、历史、科学、数学还有宗教课。

“当年还有来自香港的牧师来到麻疯病院传教，教我们唱圣歌读圣经。他们接触我们时一点都不怕，也没有看轻我们，我因而被感动！我相信基督的爱，并皈依基督教。”22岁搬出儿童楼后，他被安排入住中院区门牌399号的单身康复者“屋仔”里。

“那时候这边的人口很多，每一间屋仔都住满了人！我们印尼人没有公民权，所以院方不会聘用我们当病患员工。我唯有去申请福建会馆的工作，薪水由福建会馆理事支付。”　因为识字的关系，洪亚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院内的福建会馆当起坐办，负责文书的工作，每月薪金60块钱。

1970年，他与另一个女院民结婚，生了三个孩子。他和太太为了养育孩子，也开始种玫瑰来卖，以赚取额外收入。一直到1980年代，麻疯病院的人口从巅峰时期的2000 多人锐减到900多人，人口少了，工作机会的竞争也少了，像洪亚新一样持有青登记的印尼籍康复者才有机会当病患员工，领取政府派发的工作津贴。

 “目前我照样领取每月RM169 令吉的工作津贴。我希望政府念在我们这些病患员工从年轻做到老都没有退休的情况下，能够继续让我们享有这个福利。因为现在政府没有做出任何承诺，随时会抽掉我们的津贴的，所以我也会担心。我希望政府每月继续给我RM169，当作我们的退休金，因为我们都老了！”

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证，16岁离开印尼后，他在这里住了超过半个世纪不曾回去印尼。洪亚新想到这里，淡淡地说：“1980年代，我爸爸去世时，我也不能回印尼，因为没有登记，我爸爸的死讯也是我弟弟写信告诉我的。我弟弟也于多年前心脏病爆发而死了！我的姐姐于三四年前也有说过要来看看我，可是还没有来就病死了！我离开印尼时，我姐才20岁，我至今都还记得她来码头给我送行时泪眼汪汪……”

那是他人生第一次离开印尼到马来亚求医、第一次感受到生离的深刻与无奈、第一次看见心爱的家人哭送他那么温柔的神情……情深到离家超过半个世纪的今天，洪亚新任何时候一想起当时的情景，都想落泪！

口述：洪亚新

采访：陈彦妮

撰稿：陈彦妮

<- 回到我们的英雄